贾波林，在他的杰作《马戏》和最近出版的《城市之光》两部影片里，描画出一种人生观，一种奇特古怪的人生观。他在《马戏》中迷恋着一个马戏班的舞女，死心踏地奉承她，替她争薪，替她争面子，一手把她从人世地狱里提拔出来；至终却碰见她和同行的一位年轻小伙子调情。贾波林伤心一阵之后，他的最后手段并不是“打破醋坛子”，却是翻开笑脸来替他俩撮合好事，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一段描写很可以代表贾波林的人生观。他处处宁可牺牲自己，不辆牲别人！宁可责备自己，不责备别人。他看透世间男男女女人面兽心，他识破人情底冷酷，他省悟他自己那副短胡子大裤腿破皮靴的丑像决不会中一位年轻女人的心意，所以他宁可责备自己的寒伧丑陋，不责备那舞女底丧尽天良；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场好梦，不去扰乱那一对情人间的情丝。这是世间号称聪明的人们认为最傻不过的办法。但贾波林并不介意；他只知道先打量打量别人，再估量估量自己，如果自己不配，便“知足不辱”，乐得替人家干一番好事。妇果这真叫傻的话，那么他宁可做个傻子；他不管大多数和聪明的人们是不是这样干，他就是要这样干，他就知道这样地傻干。

世间那一班聪明人有一种最流行的大毛病就是不肯睁开眼睛来看看别人，再看看自己。他们自己既不知足，又不量力，不愿见别人比他们高明，还偏爱和比他们高明的人捣乱。这一班聪明人确乎不称傻子，他们的确是很聪明，但他们的大毛病也就在于太过于聪明了！

再看贾波林在《城市之光》里，为怜惜一个卖花的盲女，自己拼命去参加拳斗，亲身去坐监，弄得两千块钱来帮助那意中人。卖花女的盲眼治好了，鲜花铺也开设起来了；新出狱的“傻子”却寒伦丑陋如故。盲女只凭新愈的病眼并不认得旧伴，而那旧伴又自惭形秘，不敢露面向她重温旧情。不惟不肯摆起大恩人的架子去要挟自己一手救渡出来的人，甚至不敢和她叙旧；这也是聪明人们认为最傻不过的事情；但是贾波林宁可做个傻子，他还是要这样地傻干。处处牺牲自己，责备自己，只知道傻干，这是贾波林的人生观，这是一种傻子主义的人生观。

世间最能干踏踏实实地真干的要算傻子。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取巧，什么是玩手段，什么是迎合一般人的心理；他们只知道傻干。所以傻子处处吃亏，处处没有聪明人那么占便宜。然而傻子也有傻子的福气，因为世间事只有踏踏实实地真干才会得到最后的成功；那取巧，玩手段，偷工的干法只能自欺欺人于一时，毕竟有一天会有人把他们的纸老虎扯破。贾波林的成功，贾波林的伟大，都是从傻子得来，并不是偶得的。现在有一班名教的信徒天天在那里念着遗嘱，唪着遗教，喊着“我们有主义，我们要成功，我们要胜利”，他们的手段正是很取巧很高明很迎合一般人心理的。但他们的成绩只是天天在发宣言散传单贴标语喊口号，他们的成功在哪里？他们的胜利在哪里？今年五月大公报的一万号增刊里有一篇陈衡哲女士底《说过渡时代》。她说，剧烈的文化冲突开始了，在我们生命的途中，有一条大河横在中间，待我们去过渡。河这边是一座古堡，被风日所蚀，虫蛇所据，不久也要倒塌了；河底那边却含有极美丽极伟大的宝藏，她还说，处在这个过度时代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抱着一种懒的人生观，他们是既不能渡河，亦不愿渡河，只在夕阳忧草之中，无能地等待着他们那蚁虫般生活的终结。

“第二种人是恰怡与此相反的。他们的人生观是积极的，是有为的，他们是具有莫大的好奇心的。他们不满意于此岸的生活，想到那岸去，取得丰实的智慧与伟大的经验。但因为没有桥梁可供他们的过渡，他们遂不得不忍耐着，先去做造桥的苦工了。”

她又说:“这苦工不但干枯单调，并且还需要强健的精力，与伟大的道路上的勇气。”

“我们生在这个过渡时代的人，却没有现成享受这些的福气，我们须得用脑汁心血去换取，我们领得裂肤折⻣地去争得。这便是我们的造桥工作。”

这就是说，除非我们不想前进，否则造桥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要造桥，偷懒是不行的，我们不得不忍耐着去做苦工；我们知道这本来就是极干枯单调的苦工，分明是要拿脑汁心血，裂肤折⻣和伟大的道德上的勇气去换取的苦工；取巧是不行的，玩手段也是不行的。陈先生还说:“二十年前，我们这一群人都正当少年，正是理想化的时代。我们的精力是充足的，我们的前途是无垠的。我们的信心和希望是坚深确定的。我们大家携着手，唱着歌，向着那末来的世界前进，我们不怕社会的反对，因为我们正想改造它，我们不怕愚人取笑，因为我们有同行者的安慰和鼓励。但现在呢？从前一同造桥的人，现在有的是因精力衰竭，己无做工的能力，只得回到古堡里去，去休养他们的残年。有的是因为功成名就，觉得社会待他们很好，若再与他作战，未免太煞风景。有的是已看出人生的喜剧来，觉得这样苦很有点缺少幽默，于是便微笑着把工具拋下，走到河边去看落日了。有的是阅世太深，觉得人类已愚，终难救治；悲天怜人之心虽然末改，而积极的造桥勇气却变为消极的长吁短叹了...”

这原是人世底一场大悲剧；且听她又说:“以上各种的人，虽然情形不同，结局各异，但是他们的半途废工都是一样的。结果是在那将成末成的桥边，骤然减少了无数做工的人；那留下的几个，大抵是自信心甚强，对于腐败的社会，始终不肯投降的人，他们是一般人自为傻子，自为怪异的人。他们看见从前的伴侣，一个一个回到古堡里去，或是在河边徘徊着，虽然内心里感到深刻的失望与悲哀，但他们并不后悔。不过他们现在是悄悄地工作着，不像从前的轰轰烈烈了；他们现在是孤寂地工作着，己没有从前的安慰与鼓励了。假使他们不是为了对于那岸的信心，假使他们没有对于后起青年们的深爱，他们便会支不住这个形神交伤的苦生活了。”

不顾社会的反对，不顾愚人(我说是“聪明人”)的取笑，不怕干枯单调，不惜裂肤折⻣，拼命耐着去做造桥的苦工；关于那无数的同伴都半途废工地回去了，他们还是死守在那将成未成的桥边，对于腐败的社会始终不肯投降一这正是那最能干踏踏实实的真实工夫的傻子！天地间只有傻子才会殚精竭忠死而后已地去做造桥的苦工；只有傻子才会大煞风景地谢绝社会款待他们的盛意；只有傻子才会至死不肯抛下他们的工具；只有傻子才会不呼不叹不顾成败地去积极完成他们的悲天怜人的苦心。这都是牺牲自己，责备自己，这也是傻干。这是奇特古怪的人生观，这是傻子主义的人生观。只有贾波林这种傻子，才会以一个穷措大的身份匹马单枪到阿拉斯加去寻金；聪明人哪里会干这等傻事？一个大商店愿出几十万金元的代价请他去作十五分钟的广告演说，这是社会上绝无仅有的极优渥的礼遇；但贾波林不特不领情，还要气忿忿地说一声“贾波林是买不动的！”聪明人又哪里会干这等傻事？我们今日不能不承认我们的世界里是傻子太少，聪明人太多。整个社会里大家都想取巧，想占便宜，想偷工，想玩手段。一个民主国的政府治理了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五六年，公债发了几万万，“空头支票”开了几十打，全国人民依然是洋米洋面为活，依然是在匪窟里偷生。一个政党替国家造了无数的战乱，不特自己不认账，还要骂老百姓没有治国的能力。卖弄笔墨的人⻣子里还免不了文丐的嫌疑，先是摆起大文家的架子。做学生的课堂没有上，图书馆不肯进，便先打算到党部里去揹油分赃。这些都是社会上大多数的聪明人干的好事，傻子是决不会干的。傻子们干事处处是以是非作标准，不是以大多数人底意见作标准；大多数人底意见总是错误的。他们对社会总是不迁就，不苟且，不软化，不妥协。他们干的都是大多数的聪明人所不想干不敢干的傻事，所以他们一干之后，一部分顺从社会的人会骂他们是反革命反动，大多数的人会骂他们是怪人，傻瓜，理想家，洪水猛兽。除非是有极坚强的忍耐心和自信心，极伟大的道德上的勇气，谁也不肯去做傻子，谁也不肯去干傻事。如今整个的社会都充满了聪明人，替我们造桥的傻子真是太少了。有时偶尔有一两个傻子插足其间，那聪明人便会觉得芒刺在背，怪不舒服。因为傻子们的傻干，处处可以揭穿社会的黑幕，处处可以抢了聪明人偷工减料的生意，情面既不讲，太不圆滑，不会做“顺水人情”，不懂得人情世故。他们不把傻子们排除净尽决不甘心。但我们从今而后如果还想造桥顺利，渡河成功，我们似乎还是不能不来做一做傻子，干一干傻事；我们再不能学那班享成福的聪明人只管在我们的后方捣乱了！

我们的陈先生在那篇文章里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她似乎以为这一座桥—经造成之后，我们的事情便算完了。她说:

“若是你们的人生观也是懶情，自私的，那么，你们即使能凭一个桥，平平易易地渡到了那岸去，请问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是说，那班懶人平平易易地渡过河去之后，虽则没有什么意义，虽算是渡过河了。其实，傻子们底事业是永生永世不会终了的。傻子们造好一座桥过渡到新大陆之后，新大陆底那边又会有一条河阻拦着需要他们去造桥了。这一班聪明的懒人渡得河时，那原来的新大陆又早己成了风日所蚀虫蛇所据的古堡废墟了。

如今在我们的前面有两条极明显的歧路：一条是做那又巧又聪明又占便宜的福人，一条是做又苦又吃亏又干枯单调的傻子。

青年朋友们，我们的中年朋友贾波林、陈衡哲己是做傻子去了，我们究竞走哪一条路呢？你们听呀，我们的大傻子陈先生在说:“不为窑姐摆台面，而为舞星开香槟，请问这岂是恋爱的进步？抛弃了缠足的木底鞋，而着上二三寸的高跟，请问又能舒服到哪里？拋弃了豕鹿般的倚赖生活，而去做那昂贵干百倍的西洋式的寄生虫，请问这是不是存自尊心的妇女们所想见的现象？元宝做成的賄赂是不要了，但田园房子，银行支票，却是不妨接受的，请问这是不是二十年前，砥节砺行的造桥者，对于我们的期望？”

我们要知道大多数人底狂热，并不一定合乎是非的标准。着上二三寸的高跟，诚然是十分欧化，但未必比缠足舒服。书籍不买学费不交来拼命置备洋服军履，诚然是很“摩登”，但末必配做领导社会的青年，开口“Thank you”，闭口“Iam sorry”诚然洋味十足，但未必比说“谢谢”、“对不起”方便。一个大学堂行开学礼时要拿新生来尽量侮学和开玩笑，诚然是很“美国化”，但末必便替学校增了什么光，青年朋友们，你们要知道傻子的事业并不是在学皮毛。他们的事业是在寻求真理，实现真理。他们没有讲时髦的福气，没有讲“摩登”的工夫。他们不特不迎合一般人的心理一而且不能不谢绝社会底优札或贿赂；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伟大的道德上的勇气！你们要知道傻子是不容易做的。做傻子的先决是要惯吃亏，惯上当，不怕枯燥，不怕侮辱，百折不挠，坚苦卓绝，一切时髦移不动他的心志，一切困苦减不掉他的热心；这样才会傻干，真干！傻子的境界自始至终是一个干枯单调，没有什么便宜或福气可言的。

懂得这一点，然后知道傻子的事业是不能强人勉为其难的，傻子的事业并不是个个青年人都可以去干的。学做傻子并不像国议代表“入党”那么容易，并不是一经大人物介绍就行的。那里最时髦最圆滑的“摩登青年”，是生来就有一份做聪明人的福气；他们干不了傻子的苦作，他们没有做傻子的苦命。他们有学校的徽章做招牌，有满书架尘封的讲义做幌子；兴致一来，跳舞场电影院双双丽影，自信必受尽天下人艳羡，其乐如何。再不高头，便倒在爱人的怀里---一切都消失了，世界也没有了！他们哪里会有做傻子的苦命呢？这一班“摩登青年”还有一套时髦的惯技便是“烦闷”。跟爱人玩膩了或爱人不要他们了，便烦闷；文凭血汗不值钱，整套的洋服军履置备不成了，也烦闷；学校的学分拿不到手，烦闷社会的礼遇或贿賂不送与他们，也烦闷...⋯烦闷底极端，还有所谓自杀。如今我们应当知道，烦闷，自杀，都只是聪明人们所惯玩的把戏，傻子们是没有这些福气的。傻子们只知道傻干，不懂得什么是烦闷。谈爱情时遭摩登女郎的白眼，便只怪自己丑陋；造桥苦作时遭无数旧伴的遗弃，还并不后悔地继续工作；这是傻子们所懂得的事情。贾波林惟其是个傻子，才不会“吃醋”；陈衡哲惟其是个傻子，才不会悲观。他们也不是不烦闷，实在是超越了烦闷在烦闷中寻求快乐，在烦闷中寻求慰安。所以他们越失意便越激动，越烦闷便越勇敢。他们自始至终立下钢铁般的意志，要一辈子干到底；无论被什么横逆困苦包围他们总要杀开一条血路，无论多大的凶涛骇浪袭来他们总要千层浪里翻身。他们不甘为苦恼所困，倒要跳过苦恼去取报偿；不甘被波浪所没，倒要翻到波浪顶去翻浪花。他们防治苦恼之道是傻干，他们的除烦恼之道也是傻干。寄语多愁多病的摩登青年们，如果不嫌奔傻子们的愚陋。何妨来试一试这种“千层浪里翻身”的人生观，也许还胜似在报纸上读几十篇“如何解除青年烦闷”的文章罢。

彷徨歧路的青年朋友们，你们究竟走哪一条路？你们如果“儿女情长”，还舍不得抛弃你们的“艳福”，那么请你们还是去做那又巧又聪明又时髦又便宜的大福人，干脆别来学什么傻子吧。请你们放心去做你们的好梦；造桥的工作，交给傻子们好了。反正他们只知道傻干，央不会对你们生什么怨。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权利义务，也不会自称“公仆”一类好听骗人的名词。他们只知道在世一天，便傻干一天；活一辈子，便造一辈子的桥。这是他们的人生观，这是他们的主义。他们无论谈什么主义都要先实行他们这种根本的主义，他们这种主义是一切主义底主义。

青年的傻子朋友们，携起手来，赶上前去！我们既瞧不起那标语口号传单宜言一类大福人们自欺欺人的假工具，那么便赶快街枚疾走赶上去胼手胝足加人造桥的苦工罢！

中年的傻子朋友们，不要住手，不要灰心，我们愿意跟你仃造一辈子的桥，来跟你们做一辈子的傻子，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注：贾波林即卓别林 摘自《熊伟文选》22章 原载于1931年12月26日/1932年1月《天津大公报 现代思潮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