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一个人直面人是有限的这一痛苦的事实后,人才能以一个整体来看待自己,也就是不以片面的范畴来规定自己。我们从根本上意识到自己是渺小的、有限的、直面死亡的。
“一个对自己的生命心不在焉的人,直到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已经死了,才知道自己的存在。”这句话今天讲来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掌握了一些武器,尤其在当前这个时间点,俄乌战争爆发一周年,大国对抗、新冷战思维愈演愈烈,核战争的风险也愈演愈烈,正如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点一样的漫不经心,也许第三次的爆发点已悄然点火,这就意味着在某个迫近的第二天,我睡觉醒来发觉自己已经死了,但却从来不曾触及存在之根。时至今日,原子时代的诸多危险确实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焦虑,甚至惊恐。但是,对于这种境况,一般很少有会去反省与检讨,即或有之,却只关心那个“社会事实”而难以触及问题的实质。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问题是缺乏思想、反思。
人们大谈特谈的具有特别杀伤威力的原子弹,这并不是致命的东西。早已用死而且是用人的本质之死来威胁着人的,乃是在有意在一切中自身贯彻之意义上的单纯意愿的无条件的东西。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样一种出自意志的意见,即认为:依靠对自然能源的和平解放、改造、储藏和控制,就能使人人都觉得做人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是完全幸福的。但这种和平事业中的和平,只不过是那种有意只以自身为目标的自身贯彻之天翻地覆的忙乱毫不被搅乱地继续扰乱不休而已。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贯彻制造的工作可以没有危险地大胆进行,只要此外还有别的兴趣,也许是一种信仰的兴趣仍然起作用的话。仿佛还可以在一座附属建筑中,为人受技术意愿摆布而与存在者整体发生的那种本质关系安设一个特别的居留之所似的,仿佛这个居留之所可能比时常逃向自欺的出路有更多的办法似的,在人的本质中威胁者人的是这样的一种意见:技术的制造使世界井然有序,这种有序就是千篇一律,从而自始就把属于存在的可能的渊源的领域破坏掉了。技术统治之对象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所顾忌、愈來愈完满地推行于全球,取代了昔日可⻅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 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自身贯彻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这种计算行为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的最为顽强。
这个计算行为的源头在哪呢?是技术吗?如果我们把目光往前放的话,从人诞生起,技术的的使用就已经在人的生活中了,初民们制作狩猎的工具遮羞的衣物等都是技术的体现,假如技术仅仅是这样就好了,然而历史证明了它是一个有野心的东西,它蛰伏着,蛰伏在人的理性里。技术的兴起来源于西方的科学。也可以说西方文明之所以独一无二,就在于它拥有科学,而在科学方面,我们发现了永无止境、始终如一和持续不断地进步。研究工作在不停地进行,其成果丰硕而实在,而且这些都被一起囊括进范围日趋广博的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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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人类已经进入了属于他的历史上的世俗阶段。他憧憬着他支配整个世界力量增长的美好前景,精神抖撒信心倍增地进入了这个阶段。但是,在这个世界里,他的关于力量的梦想往往是实现不了的,他第一次发现他自己是无家可归的。科学从自然身上剥掉了人的形式,从而把一个以其浩瀚与力量对人类目的是中性的和异在的宇宙展现给人。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宗教曾经是包容着整个人类生活的机构,提供给它一个意象和符号的系统,使它能表达自己达到精神整体的渴望。随着这种包容机构的丧失,人不仅成了一个被逐出家门的,而且也成了一个片断的存在。在社会上,亦如在精神世界一样,世俗的目标最终升到了支配地位;经济的合理组织已经增加了人支配自然的力量;而且,从政治上看,社会也已变得更加合理、更加讲究功利、更加民主,并且也造成了物质的丰富与进步。启蒙时代的人曾预言,理性将无止境的胜利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在这里,理性已经受挫于它的对立面,受挫于层出不穷又预料不到的实际事物————战争、经济的危机与脱节、群众里的政治动乱。再者,在一个官僚化的、非个人的大众社会里,人的无家感和异化感更趋强烈。他已经开始感到,甚至在他自己的人类社会里,他自己也是局外人。他被三重地异化了:不仅对于上帝、对于自己是个陌生人,而且对于提供他物质必需品的庞大社会机构也是个陌生人。但是,最糟糕又最终极的异化形式(事实上其他形式都导致它),乃是人同他自己的自我的异化。在一个仅仅要求人胜任他自己特殊社会职能的社会里,人就会变得和这种职能等同起来;而他的存在的其余部分充其量任其自然——通常被弃置到意识表层下面而被忘却。
现代贫困(物质或精神)是现代劳动形而上学的本质,劳动一般或抽象劳动成为主体,劳动在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本质,今天人类的现实生活都被这个形而上学支配着,这个超感性的东西,这个“价值”的范畴。而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的存在着的劳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
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做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在丰富性。
人们大谈特谈“利己主义”是人的本性,可是人的本性也并非一尘不变的,人的本性就是人的历史性。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同样,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为我自己所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不言而喻,人的眼睛与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 人的耳朵与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
因此,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因此, 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历史性这个东西在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之前,历史性是此在本身发生的存在状况,所谓“世界史”才因此而可能,并且历史的属于世界史,此在就是他的过去。可能性来自于过去中被遗忘的基本经验的可能性后占有这种可能性,此在就是向前存在,向自己的可能性存在叫将来,但是向将来存在就是向着过去存在,此在生存的可能性不是自己原创的,是来自传统的可能性,来自于传统不意味着命定的性质,这是历史主义的想法,恰恰相反,这些可能性没有一个是命定的,所以此在即是被投,又是投开
2023-04-15 17:58:21
《田园交响曲》本来是贝多芬的第六首交响曲,这本是我的古典启蒙。这种带了明显标题的音乐有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先入为主的在观念里注入了有关"田园"的概念,这样音乐似乎就和像讲故事一样,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对音乐的误解(不在这里说明)总之,我感受到的是优美与崇高的意象,得到宁静、自然、美好、祥和与超脱,这是一份内在的体验。
《田园交响曲》是纪德三部曲的终篇,与贝多芬的曲子不相同,这是个彻头彻尾的道德悲剧。这种以苦难为土壤,用泪水灌溉成长的无望之爱对我具有致命的吸引力。而那种一面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一面渴望冲破牢笼,理智与情感在内心煎熬的自我剖析极迷人。道德似乎是虚伪的,那些把上帝当幌子伪装成的基督徒则更是虚伪。
而我要谈的"田园交响曲"与以上都无关,我要谈的只是一条平平无奇的乡间小路。
我住在乡下,父母住在乡下的乡下,房东周末会开车到乡下的乡下,匆匆忙忙地收租或者打扫或者招呼宾客等等,看起来似乎有忙不完的事,一切都根据争分夺秒的日程表进行,临近周末终了又匆匆赶回。他无数次的走在这条小路上却从来没真正走过。这样一个人的组织能力也许很惊人,真正知道如何去安排事情。诚然,他的确显现了值得赞赏的支配事物的能力: 但他支配的是存在物而非存在,他从来没有接触到过存在。我和爸妈沉湎于那条乡间小道上散步,从字面上讲,就是失去了那同自然分离开来的自我:进人那个主体和客体不再相互杀气腾腾地分立对峙的存在域。我们的场叠合在了一起,在这借用下海德格尔的词"Dasein","此在",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描述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他根本不用"人"这个词。
当我们这样来看,把人或者此在看做一个场,这个观念一点也不神秘不抽象。这同刚刚学会对自己名字做出的反应的小孩的日常观察吻合。当人们呼唤他的名字时,他就会足够迅速的来到,但是如果你要他指出这名字所属的那人时,他就完全有可能指向自己妈妈或者爸爸,使两位热切的父母大失所望。几个月后,他就指向自己了,但在这之前,当他听到自己的名字,无论谁叫他让他来干什么的,这小孩是对的,他的名字不是他的身体所包含的某个存在的名称:那只是及其抽象的社会规定。当他听到他生命攸关的存在的任何一部分被人家喊到是,他就听到可人家在喊他的名字。比如现在有人喊:"看,他是个程序员",那么我一定会回头,相反的,当有人喊"帅哥"时,我却从来不会回头,除非她在哪一直喊,我可能会回头观望,这不仅仅是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而是是这个词太抽象。我们生来就有很多预先的东西先天的塞给我们,比如哪国人,什么语言,父母是谁,这同样是场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可以互相沟通聊天,是因为我们存在于互相领会的场景内,这场景正是存在,注意,这都是动词。
诗人对存在的关系不是有力量(知识)的忙人对存在者的关系。后者(房东)虽然来往乡间,但是却不曾真正地在那儿“存在”过。当今时代的人是技术人,是笛卡尔式的人的末代后裔,但是却没有笛卡尔对清楚明白观念的热情。笛卡尔被禁锢在他自己的发光的自我之内,面对着物质对象世界认为是彻底异在的,而且或许还是不可知的:"我思故我在",这个"我"与"我"之外的一切都划分了界限,像笛卡尔一样,技术人也面对着他世界里的对象,除了拥有那种为了控制它们工作需要的知识外,再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跟它们发生亲密的关系了。马克思说:"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本质是同一个问题,人改造环境,环境反过来影响人。
人的有限性不止于死亡,而是我们站在我们自己之外,一方面对存在展开,同事又出在存在开阔的垦殖地里,这即发生在 时间中又发生在空间中。海德格尔说人是个有距离的生物,将来是"尚未",过去是"不在",这两个否定贯穿他的存在。假如人对死亡没有一种动情的觉知,那么时间就是一种消极的钟表运动,毫无意义。这说明人的存在彻头彻尾都是时间性的,难怪海德格尔把自己的作品名叫做《存在与时间》,而萨特这个不孝子却没有继承父亲的意志。因此对人来讲,根本的心情便是"焦虑",只有在焦虑中,我们存在的这种此时此地性才能以全部不稳定的和全然的偶然性呈现在面前。
海德格尔站在他自己所处文化的立场上来阐述虚无主义,他尽力把属于东方思想的直观与非理性拿来去纠正它,而非那些信口雌黄的全盘东方论者那样,肤浅的把这解释为西方人偶然所犯的错误。必须把历史看得比这更加命定些,如果西方否定未来而变成另一的选择,那么东西方也将不复存在。 所谓西方理智也就不会产生。缺乏这种理智是东方文明历史筹划中的否定方面,是阴影。每一束光都有它的阴影